“让李敖去读书,我们来读李敖。”



3月18日上午10点59分,著名文化斗士李敖去世。


2017年年底,病情已重的他打算用所剩无几的时光,办成两件事。一是做一档《再见李敖》的节目,邀请曾与他交手或握手的敌人与朋友,到他台北的书房一叙,相逢一笑泯恩仇。二是将《李敖大全集》加编一倍之多,立言以求不朽。



他用身体和力行,做到了自己说的话:没有退休的战士,只有战殁的将军。


下午,李敖的儿子李戡召开记者会,宣布关于他父亲的丧事,一切从简,不举行任何纪念活动。



不用说,这一定是李敖所嘱,李戡谨遵父命。


事实上,多年前李敖即安排下了身后事:死后,肉身交由台大医学院千刀万剐。留一具骷髅悬于骨科房,最好边上再放一具猿猴骷髅,以使相映成趣。



时间回到63年前,当时20岁的李敖,迎来人生两件大事。一是在家以同等学力考上了台湾大学法律系,二是台中一中国文系主任、父亲李鼎彝去世。


在两千人送行的丧葬队伍中,李敖公然“忤逆”:不磕头,不烧纸。总之,一切旧式的礼俗,一概弃之不理。



但是转回头,他用另一种方式,表达了对于父亲的哀思——将父亲生前编撰的两册《中国文学史》整理出版,以示告慰。



这就是李敖,这也是典型的李敖式为人处事风格。


大多数人知道李敖,了解他彪悍的人生事迹,一则通过盗版书,更多则是通过一档脱口秀节目《李敖有话说》。



在这档凤凰卫视为其量身定做的节目里,李敖永远一副上海青帮老大的打扮:到老不变的嬉笑童颜上一幅黑眼镜,一件黄褐色敞怀大褂,袖子翻卷,手中一根小棒,指指点点,说到激动处,便张牙舞爪。以故,他说:“我一出道就是流氓,靠打天下起家”。



这个节目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广告语:让李敖去读书,我们来读李敖。


荧幕里的他,语速不快,但吐字极为清晰,嘴边经常引经据典,讲起故事简洁生动,发起议论生猛大胆,就是这么一个夫子自道的老头,一手撑起一档主要内容为“我的前半生”的节目,给许多人以强烈的思想震撼和精神开悟,从听他说话,到看他文章,再到目睹他一桩桩惊人之举,完成自己的思想文化启蒙。


16岁的许知远第一次读到李敖时的情形是这样的:我记得那一夜,我渴望大声地呼喊,渴望在我的小屋里又蹦又跳,渴望对着全班的同学大声地叫:”你们知道李敖吗?"


这也是大多数人第一次读到李敖时的心情。


他太狂了。


没有什么权威是不能质疑的。所以念中学时,他就敢写信给史学大家钱穆的著作纠错。他也可以在散步时狭路相逢,当面质问曾经的老师、后来的台湾监察院长,你为什么不去弹劾李登辉?


钱穆的水平还是被他的神之进步赶超了,不行不行;即便自己的文化偶像胡适,曾赞赏其“你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”,并在其困窘到把裤子当掉的时候,及时援以一千元支票救急,他还是要说,跑到台湾以后的胡适,就是在鬼混了。



他对自己的写作太自信了。


我们多少都听过他的一句名言:五十年以来,五百年以内,中国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,李敖,李敖,李敖。所有嘴上骂我吹牛的人,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。


他太清楚这句话会得到的反响了:尽管你们会生气,但我的这个表达方法你不会忘记。



他会利用一切机会,告诉你什么是好的中文,什么是好的表达。


2009年,时隔60年,他重回上海,于旧居拾回一片瓦,以作纪念,后来写下一首诗,最后两句是:


信知老屋终作土,捧得凄凉片瓦回。


他会耐心给你讲解,为什么写作“捧得凄凉片瓦回”而非“凄凉捧得片瓦回”,什么是“有我之境”和“无我之境”。



当然,不能忘记夸一下自己的一笔好字。



就那么几分钟,你真的会感受到中文之美。


他也太勤奋了。


他曾以一人之力,一月一本,一本十万字,一写十年,创办了“千秋评论丛书”。结果出一本,当局查禁一本,由此创下世界级的禁书记录:高达99本。这在人类文化史上,古今未有。



他还太有想法了。


26岁的时候,他以一篇《老年人和棒子》掀起台湾六十年代中西文化论战的序幕,提出传承和西化的问题,积极为《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》。一边《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》、一边揭露《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》;一边《继续给人看看病》,一边终于得出《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》。


可以这么说,李敖的出现,完美契合了我们对于一个理想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的想象:


他善辩,语不惊人死不休。他风流,每一个女朋友都漂亮。他写浑身刀片的文章,与政治黑暗势力单打独斗,他一次次被打压,一次次绝地反击。


他对敌人,缠斗到底,永不服输。他对朋友,千金散尽,别人投之以木桃,他必报之以琼瑶。最后,他的敌人一个个死去了,他活了下来。


你看他几乎所有的照片,没有愁眉,只有笑脸。但他又十分清楚,自己正走在一条通往烈士之路上。



2005年,当年最轰动的一个文化事件,莫过于李敖的“神州文化之旅”。他在北大、清华和复旦,分别做了三场主题为“金刚怒目”、“菩萨低眉”和“尼姑思凡”的演讲。



这三场演讲,李敖或多或少,都谈到了两个字:务实。甚至从来以自由主义者著称的他,公然宣告,我要《宪法》,不要自由主义。


而这也是李敖区别于我们印象中的知识分子最特别的一点,他是一个非常迅捷而彻底的行动派,在理想主义的光环下,我们大多数人都没看到李敖务实的一面。


他当预备军官期间,有感于军妓制度的腐坏和非人道,通过明查暗访,写了一篇五万字的宏文《军中乐园的血与泪》,为那些一辈子捐躯战场的老兵和受到残酷性虐待的军妓,声张正义。


但他从不满足于没有行动力的声援。于是后来发生的台湾慰安妇事件中,面对日本欲用每人(当时台湾尚存49名慰安妇)50万的价码息事宁人的羞辱行为,李敖立即做了一场“百件收藏品拍卖”,将拍卖所得100万美金尽数捐献给慰安妇。断然打翻日本人的如意算盘。



后来李敖更通过一系列玩票性质的政治活动,表达自我。


例如,他曾拿出200万参加台北市长选举。目的不是为了当选,仅仅是为那些无权无势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劳苦大众们,讲几句公道话。



2000年,他参加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。



当年和他一起竞选的有,宋楚瑜,连战和吕秀莲等。其他人的表格上,学历及竞选理由一栏都填的密密麻麻,他只有一句话,表达他的政见:


勃起台湾,挺进大陆,威尔刚世界。



后来,当选台湾议会立法委员的李敖,更是用“对着自己的照片宣誓”、“当众喷洒催泪瓦斯”、“举着自己的裸照表明立场”等闹剧式的举动,大胆表达和捍卫自己的“不同政见”。



他不但要表达,还要让自己的表达引起对方重视。


所以他说这届立法委员不行,于是将230名立法委员悉数告上法庭;他觉得美国孬种,变着法子让台湾从他们那儿买武器太卑鄙,于是就状告美国总统小布什。并且著书《阳痿美国》,披露之,批判之。



有些人会说,以李敖的百无禁忌和出位言论,放在大陆,恐怕没有好下场。言下之意,还是台湾的政治舆论环境太过宽松。


谬矣。其实李敖经历了多的是,一次接一次的“没有好下场”。前一晚还陪着一起散步的中学老师(真实身份是共产党员),第二天即被秘密逮捕、消失不见了,这样的事,难道还不够恐怖么?


1976年,大陆轰轰烈烈的十年文革结束。与此同时,远在台湾的李敖,也刚从监狱出来。在此之前的一连14年,他也正经历着“一个人的文革”:白色恐怖期间,坐了七八年的牢。


坐牢时,李敖问监狱里的头头,能不能看书,答,不能。又补答,只能看《蒋总统全集》。李说,那就他吧。于是放到马桶旁,一边拉屎,一边看老蒋,不亦快哉。出狱后,卓然而成权威的蒋介石研究专家。


这就是李敖的人生姿态。他吃过大苦,但不以为苦。所以第二次坐牢,这边刚出狱,那边看守所所长跑过来寒暄握手,他照样笑嘻嘻配合着拍照。但四个小时后,一篇四万字的《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》立时登报,抖尽监狱黑料,天下哗动,一举引发了台湾好几个监狱的越狱、暴动事件。


许多年以后,曾主持查禁他的著作的国民党上将,给李敖写了一封信,不无忏悔之意。


“当年如果从宽处理,对于自由民主,或有正面催化作用。”




李敖的一生,正如其名,是笑傲的一生,也是傲骨铮铮的一生。真正的知识分子,应如关汉卿口中的那粒“铜豌豆”: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。


可幸的是,李敖做到了。可惜的是,大多数知识分子没做到,也几乎不指望他们能做到。


但与其说李敖是一个知识分子,我觉得,他的状态,更接近于我们传统的“士”,所谓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”。


在这条弘毅的大道上,李敖单枪匹马,负着累累伤痕,走到了最后。


但浑身伤疤的李敖,非常性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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